全国人大代表罗卫红

　　拓宽升学通道 让职业教育更“有奔头”

　　在前期走访调研过程中，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卫红总结出了职业教育领域面临的几个困境：职业教育升学渠道狭窄，社会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职业教育也未能与产业发展有机衔接，目前仍有多种因素阻滞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她建议，要推进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鼓励头部职业院校试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或本科专业。

　　职教被“矮化”“窄化”

　　关于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问题，罗卫红在走访调研后进行了总结。“首先是职业教育升学渠道狭窄，家长、学生‘常担心’。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20年全国中职毕业生抽样调查显示，在近两万份样本中，升学比例约为65%，但其中升入本科院校的仅占6.5%。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办学的‘天花板’没有真正被打破。”

　　其次，职业教育仍被“矮化”“窄化”，家长、学生“不认可”。罗卫红发现，社会普遍重普通教育而轻职业教育，人财物都向普通教育倾斜，如招生制度不够全面，职业院校学生录取批次基本排在最后，“职普分流”变成“职普分层”；地方教育用地优先保障普通教育，职业院校经费投入明显不足，办学水平相对较低等，导致职业教育的发展严重滞后于普通教育。同时，社会和家长对职业教育存在着不同程度偏见，认为职业教育是“终结教育”，是“低层次教育”，甚至是“淘汰教育”，企事业单位在招聘、用人过程中“唯名校”“唯学历”的导向未发生根本性扭转。

　　此外，职业教育未能与产业发展有机衔接，也让家长、学生犯愁。一方面，职业教育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反应迟滞，与产业发展之间缺乏良性互动机制，产教“合而不融”、校企“作而不合”的问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类型结构、学生质量、技术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供需契合不够。数据显示，在我国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仅占总人数的5%，大大低于德日两国，高技能人才培养投入总体不足、人才总量短缺、结构不合理、领军人才匮乏。

　　持续拓宽升学通道

　　如何畅通职业教育的“立交桥”，真正有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罗卫红认为，首先要从人才培养环节做起，持续拓宽升学通道，让职业教育更“有奔头”。“比如，加强各学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渗透融通，促进不同类型教育横向融通，进一步完善人才成长‘立交桥’。推进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提高生源质量。鼓励头部职业院校试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或本科专业，稳步推进建设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院校，提升职业教育办学层次。”

　　如何让职业教育更“有盼头”？罗卫红呼吁，需要凝聚共识加大投入，建立与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按规定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倾斜。坚持“一盘棋”思路，合理规划布局职业教育资源，强化经费、土地等要素保障，优先在产业集聚区内规划建设职业院校，促进产业发展。深入开展“职业教育活动周”“工匠日”等活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要起到示范带头作用，纠正用人中的“唯名校”“唯学历”导向，选树劳动模范、能工巧匠和高素质劳动者等先进典型，营造职业教育良好发展环境，扭转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消解职普分流带来的教育焦虑。

　　精准对接人才供需

　　要让职业教育更“有学头”，还要精准对接人才供需。“为此，要做好产业需求侧管理，相关部门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制定行业人才需求规划，提出职业教育的招生方向、数量和技能要求，指导职业院校开展专业设置。地方各级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接各中高级职业技术院校，搭建‘校-企’平台，将优质企业的招工需求通过平台发布等，为优质企业输送年轻血液，为培养蓝领人才打下基础。深入探索产教融合支持政策，坚持政府主导、行业企业院校共同参与的原则，给予参与企业一定税收优惠或相关补助，及时评估和修正相关政策，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真正发挥作用。推动各地落实落细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制定相关操作流程，明确职业院校社会服务收入剩余部分的绩效考核分配安排，充分调动院校积极性。”罗卫红说。

　　“职业院校还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开设更多紧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吸引更多青年接受职业技能教育，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在院校内，应鼓励及倡导职业院校的学生回归技术类岗位，为匠心企业的持续发展、为制造强国的宏伟蓝图提供青年力量。”罗卫红呼吁，要让职业教育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实现真正的价值。 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全国人大代表杨金龙

　　扩大职业大学招生规模 培养高学历“新工匠”

　　扎根职业教育领域，全国人大代表、杭州技师学院教师杨金龙关注到了建设职业大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困境，比如，全国职业技术大学建设规模不足，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高技能人才结构性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一些特种技能岗位的高素质、高水平技术人才更加短缺。他认为，应当增加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指标，加大“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升本机会，重点支持重点产业对接度高、产教融合度深、办学特色鲜明、人才培养质量优的国家“双高计划”院校。

　　职业大学建设规模不足

　　杨金龙发现，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各地建设职业大学过程中，仍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是全国职业技术大学的建设规模不足。2022年全国高职招生662万人，其中职业本科招生约4.14万人，占比不到1%，远低于中央要求的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的目标。如全国招生规模较大的山东省，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数约43万，其中职业本科招生约1.8万个，占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4%，离国家目标较远。”

　　目前，职业大学发展规模受政策限制。杨金龙表示，2021年8月，教育部《关于开展“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规定：“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原则上每省（区、市）不超过2所”，限制了一些省市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2022年，全国共有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2所，其中公办仅10所。

　　职业教育主体层次偏低

　　杨金龙发现，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高技能人才结构性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一些特种技能岗位的高素质、高水平技术人才更加短缺。“原因主要是职业教育主体层次偏低，技能型人才主要来源于中专、职业高中、技校等中职学校，再加上部分高职院校办学定位不够清晰，职业教育的针对性、适应性不强，一些地区普职比严重失调，中考及高考后职业教育学生比例远低于学历教学规模”。

　　发挥长学制培养的优势

　　为此，杨金龙建议，要调整不同区域职业技术大学指标数量和普职比例。“建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深入调查各地市场需求与教育条件，因地制宜弹性设定指标，消除现有指标控制职业教育本科发展规模的制约，增加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指标。进一步扩大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改革试点，扩大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技术人才招生培养规模，发挥长学制培养高学历技术复合型‘新工匠’的优势。例如对山东、浙江、广东等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省份，可酌情增加公办职业本科院校的指标数。优先扶持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域有贡献的职业院校。”

　　同时，要加大“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升本机会。杨金龙表示，根据2022年“双高计划”中期绩效评价等级显示，共有160个“双高计划”院校的建设成果达到“优秀”水平。建议教育行政部门要更加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聚焦国家“十四五”重大建设项目、高端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产业及关键卡脖子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需求，重点支持重点产业对接度高、产教融合度深、办学特色鲜明、人才培养质量优的国家“双高计划”院校。 文/本报记者 蒋若静

　　全国人大代表张婧婧

　　建议利用职业教育培养乡村振兴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江西省景德镇市委会主委、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院长张婧婧关注到了职业教育对于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张婧婧表示，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除了城市，农村也急需大批懂技术、能挑起乡村振兴重任的职业人才。当前，高素质农村劳动力不断“跳出农门”，“谁来种地”问题亟待解决。为此，她建议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培养一批“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乡村振兴人才。

　　中高职联动 点餐式培训

　　张婧婧认为，可依托职业院校，加强乡村工匠人才技能培训。首先是要构建新时代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标准体系，通过高素质农民岗位任务分析，研究分层分类的高素质农民职业标准，完善教育培训认证制度，系统构建适应地方农业特色发展要求的精准课程和校本教材，为开展培训提供支撑。同时，开展点餐式培训，充分发挥中高职联动作用，在县级设立乡村振兴学院，镇级设立教学实训基地，村级设立驻村点，依托教学点就近培养培训技能人才，提供“点餐式”的生产技术培训、农村产业管理培训和跟踪服务。

　　其次，可建立乡村工匠培训常态化机制，推动乡村工匠职业培训模式创新。张婧婧表示，通过农民技能大赛、网络教育资源、乡村培训基地建设等多种形式分层分类开展全产业链培训，推行示范基地培育、农民田间学校、移动课堂、在线教育等形式多样的培训新模式，满足农民个性化的培训需求，培养高素质农民，完善农村终身职业教育体系。

　　职业院校在乡村大有可为

　　在张婧婧看来，职业院校在乡村大有可为，能为乡村社会服务提供高质量供给。比如，发挥职业院校智库功能，加大与当地政府、行业实验室等合作，挖掘乡村资源禀赋，立体式开发，丰富产业体系；在行业标准制定和为当地农产品的延链补链强链等一些“卡脖子”领域进行技术研发，提升产品附加值。

　　同时，坚持送教下乡，组织师生赴村镇实施科技推广和培养农村电商等技术服务，提升农业产业化和数字化水平；协助政府做好人才返乡保障工作，留住本土乡村职业人才。

　　此外，还可派遣涉农专业教师担任“第一书记”驻扎在乡村，担任科技特派员，通过教育培训、技术赋能等手段，帮助农村人口“扶业”“扶智”与“扶志”。

　　探索职业农民职称评审

　　张婧婧建议，为了加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可依托职业院校加强乡村青年人才“三定向”培养，即“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培育农村规划和基层农村经营管理等综合性人才。可建立职业院校、地方政府与乡镇农业农村机构“三位一体”协同培养机制，延续并传承省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工作，根据各地农业特色状况，开设地方农业适需专业，定向分配到乡镇农业农村机构工作；打破编制约束，推行人事代理制度，大量培养农业基层技术人员。

　　在这一过程中，教学方式十分关键。张婧婧表示，要重视实践教学，打造“校内课程+社会课程”“假期实践+毕业实习”的教学新模式，增强涉农专业实践操作性，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衔接。此外，加强乡土情怀教育也是关键，通过“课程融入、文化熏陶、榜样示范、实践养成”四位一体乡村教育情怀培养，增强学生的职业认同、乡土认同，培养其参与乡村振兴的成就感和自豪感，助其坚定从农信念。

　　为切实发挥乡土专家作用，提升职业农民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度，张婧婧建议，可探索开展“乡村工匠”和职业农民职称评审。比如，尝试设立乡村工匠学分银行，将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利证书及工作业绩等纳入学分银行认定范畴。学员满足一定学分后，由相关部门在每年农民节期间颁发“乡村工匠”证书；同时开展职业农民职称评定，将乡村工匠及农业职称专业人员纳入乡土专家库管理。(蒋若静)